袁也烈,原名炎烈,字樹成,號映吾。曾用名袁振武、王國棟,
南昌起義 誤把朱老總抓起當“俘虜”
這位少將便是時任海軍黨委常委、海軍副參謀長的袁也烈。他的性格如同他的名字一樣,鋼烈如火。南昌起義時他確實下過朱老總的槍,誤把朱老總抓起當“俘虜”。
1927年7月,汪精衛(wèi)繼蔣介石之后叛變革命,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。時任葉挺部下第二十四師二團三營營長的袁也烈,奉葉挺之命,率部開赴南昌。
31日早晨,袁也烈化裝來到東門附近,仔細偵察了敵情、地形,發(fā)現(xiàn)駐敵有1個團部、1個營部、7個步兵連、1個重機槍連,共兩個營以上的兵力,比師部估計的兵力大得多。雖然敵眾我寡,但袁也烈認為自己處于主動,出其不意,攻其不備,是完全可以克敵制勝的。于是,他在歸途中擬好了殲敵計劃。下午,袁也烈營來到東門外,以部隊剛到找不到宿營地為借口,在東門外駐敵營房前面露天宿營。連長們則以選擇哨所位置、尋找飲水及大小便處所為名,詳細察看了地形,有的還到敵人的營房里偵察情況。敵人也不完全麻痹。他們派出一些巡邏武裝,不斷地在營房外面巡查,有的甚至走近露營部隊想看個究竟。然而,他們看到的是,在一排排整齊的槍架下,躺著一個個疲倦的士兵,背包打開了,人都睡熟了,較遠的地方放著橫七豎八的行李擔子,一切都似乎平安無事。夜深了,按照袁也烈的部署,戰(zhàn)士們悄悄地行動起來,打好綁腿,扎緊皮帶,左臂纏上作為識別用的白毛巾……做完這些,依舊躺下“沉睡”,等待起義時刻的到來。
牢獄生涯 堅貞不屈
次日上午,同在上海養(yǎng)傷、給袁也烈傳送黨內(nèi)文件的紅軍干部張劍萍,走到袁也烈住處時,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務(wù)逮捕。中午,敵人把袁也烈、張劍萍押到一起對質(zhì)。
“你認識他嗎?”敵人指著張劍萍問袁也烈。
“不認識。”袁也烈回答。
“文件是他給你的嗎?”
“不是。”
兇狠的敵人當即把袁也烈打翻在地,拖進刑訊室,上電刑、坐老虎凳,妄圖逼迫袁也烈屈服。但袁也烈咬緊牙關(guān),始終沒有暴露自己和同志們的身份。最后,敵人以“危害民國”的罪名,由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
1934年10月,袁也烈服刑期滿。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派員談話“察看”,迫令袁也烈寫悔過書。袁也烈當即答復(fù):“我不是共產(chǎn)黨,有什么可悔過的。”上海特別市黨部遂以“袁映吾始終不承認參加共產(chǎn)黨,并無悔過誠意,應(yīng)送反省院反省”,函復(fù)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。
蘇州反省院是一個政治犯集中營。它采用種種手段,對革命者進行所謂“反省”、“教育”。袁也烈每次參加聽課和閱讀有關(guān)書籍,就利用各種形式,對其中愚弄和毒害人們靈魂的內(nèi)容進行揭露和批判。反省院要反省人員天天寫反省日記,袁也烈常在日記里寫些三民主義中有關(guān)民族、民主革命的體會,作為自己的學習心得對敵人進行回擊。反省院規(guī)定,反省人員的“反省期限”為六個月。袁也烈到反省院六個月后,卻仍未被釋放。直到十個月后的一天,袁也烈意外地被通知到院方候保室,他被告知:“只要辦好找保手續(xù),寫好出院聲明,就可以釋放出院。”袁也烈寫信回家,家里花錢托人辦了找保手續(xù)。但他寫的出院聲明,卻一次次被打了回來。院方將別人寫的出院聲明給他看,要他仿照著寫。袁也烈不上敵人的圈套,他向候保室的人說:“我不是共產(chǎn)黨員,又沒有反政府言行,你們是有案可查的。叫我怎么寫反共自首聲明!”候保室的人說:“你的腦子沒有轉(zhuǎn)變,還是怕寫了聲明,共產(chǎn)黨不再要你。”袁也烈說:“在巡捕房,我沒有屈打成招,現(xiàn)在辦出院手續(xù),也只能按我的實際情況辦。”
經(jīng)過袁也烈同院方的反復(fù)斗爭,院方無可奈何,同意他寫了一份“棄商就農(nóng)”的志愿書,于1935年10月將其釋放。
德州談判 針鋒相對
1946年初,時任渤海軍區(qū)司令員的袁也烈和政治委員景曉村指揮部隊北移山東德州附近,準備解除德州偽軍武裝。
這時,懷特中校突然站了起來,盛氣凌人地瞪大眼睛,伸出三個手指說:“怎么,你們要攻打城內(nèi)的國軍?我作為一個美國軍人,敢斷定你們?nèi)齻€月也奈何不了他們。”袁也烈神態(tài)自若地面對著懷特,也伸出三個手指說:“尊敬的中校,你是為和平來談判呢,還是來向中國人民挑戰(zhàn)?我也敢斷定,如果我們用武力解決城內(nèi)偽軍,請記住,不需要三個月,三天就夠了!”
袁也烈像在戰(zhàn)場上指揮戰(zhàn)斗那樣,掌握著這場外交戰(zhàn)的主動權(quán)。經(jīng)過幾天的會談和執(zhí)行小組的調(diào)處,雙方終于就如何在德州執(zhí)行停戰(zhàn)命令達成協(xié)議。在協(xié)議上簽字的國民黨軍代表是新任德州駐軍指揮官王繼祥中將,我軍代表是袁也烈司令員。
在為達成協(xié)議舉行的宴會上,肥頭胖腦的王繼祥幾杯燒酒下肚,便有些忘乎所以,神氣十足地夸耀起自己的經(jīng)歷: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(yè)生,跟隨蔣介石南征北戰(zhàn),抗戰(zhàn)時期在胡宗南部任職,還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(xiāng),等等。
這時,袁也烈再一次祝酒,他神采奕奕,落落大方,頗有儒將氣度,卻蘊含著堅毅和威嚴。他說:“請大家舉杯,為北伐時期的黃埔軍校干杯,為王中將這位黃埔軍校的老同學干杯。”
王繼祥萬萬沒有想到,站在他面前的這位渤海軍區(qū)司令員,他眼中的“土八路”,竟也是黃埔軍校的學生。他尷尬地站起來說:“袁司令,想不到你也是黃埔學生。”這時,渤海軍區(qū)政委景曉村立即插話:“袁司令不僅是黃埔學生,還是黃埔二期的干部呢。”王繼祥在眾目睽睽之下,吃驚地張大嘴,很不自然地說:“多有不敬,多有不敬,請袁司令見諒。”說話時,臉上滲出了汗水。
1946年5月下旬,風云突變。蔣介石撕毀停戰(zhàn)協(xié)定,向我軍發(fā)起全面進攻,德州城內(nèi)敵軍也已進入緊急動員和備戰(zhàn)狀態(tài)。在這種情況下,袁也烈奉命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