紅二、六軍團退出湘鄂川黔根據(jù)地，是主動地、有計劃地進行的，不是流寇式地單純軍事行動，也不是搬家式地消極逃跑。我們吸取中央紅軍及六軍團自己的經驗教訓，退出時行李簡化，只帶一、兩天米，輕裝前進，只是要有勝利的把握，就堅決勇敢地打仗。打好仗，就可以休整（多則十天半月，少則也三兩天），就可以擴大紅軍。

我們運動的方向是向西。為了迷惑敵人，則故意向東南，也就是古代兵法講的“聲東擊西”。我們從桑植出發(fā)，走兩天到大庸縣城東三十公里之興隆街地區(qū)，乘夜突破了由敵十九師李覺部防守的澧水防線。再向南急行軍兩天，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，突破了沅江防線，全殲敵一個營。繼續(xù)向東南猛進，一下子插進湘中最富裕、人口最多的工區(qū)新化、錫礦山、辰溪、溆浦。經過十多天工作，才真向西走，到芷江、晃縣之間的便水，與追敵十六師、十九師全部及六十三師之一部大戰(zhàn)一場。這一仗雖然是個消耗戰(zhàn)，但制止了敵人的急迫，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時休整，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蘇區(qū)出發(fā)時留在蘇區(qū)堅持斗爭的部隊——六軍團第十八師之五十三團及地方武裝。他們在強敵圍攻下，不能立足，由師長張振坤同志（抗戰(zhàn)時在皖南事變中犧牲）率領，從蘇區(qū)西面突圍，采取迂回曲折，避實擊虛的戰(zhàn)術，突破敵人的重重包圍，幾經艱苦，經招頭寨、黔江、酉陽、秀山、松桃一帶，到江口與主力會合，全軍為之慶幸。

我軍在江口、石阡及以南地區(qū)稍休整，即經余慶、甕安、平越，進到貴陽北六十公里之札佐鎮(zhèn)，殲守敵兩個營，約一千人，以經修文西渡鴨池河，占領黔西、大定、畢節(jié)地區(qū)。敵萬耀煌部十三師追來，占了大定。我十七師由遵義西之打鼓新場游擊，遂回師大定，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將軍山，將敵向畢節(jié)進攻之先頭部隊七個連四面包圍，經一小時半就解決了戰(zhàn)斗，無一漏網(wǎng)，制止了敵之急追。我軍控制將軍山，形成在畢節(jié)、大定地區(qū)開展游擊根據(jù)地活動的東西屏障。爾后，兩軍團與強大的追敵激戰(zhàn)，并對駐威寧之滇軍，嚴加警戒。同時積極開展了地方工作，使后方機關及傷病人員，也得到休整。近二十天，補充新兵五千人。

這時敵軍越來越多，萬耀煌、樊嵩甫、郝夢齡、郭汝棟等四個縱隊，共七個師一個旅，向畢節(jié)地區(qū)進犯。當時地方工作，一時也不能廣泛和深入開展。遂于二月下旬，我們退出畢節(jié)城，進入烏蒙山區(qū)活動。敵又以十個師繼續(xù)圍攻，長江北岸，又有大批川軍防堵，我們就決定跳出敵人包圍圈，從紹通、威寧之間，透過滇軍孫渡縱隊防線，向南直趨滇東，占領宣威、亦資孔及貴州之盤縣，進至南北盤江之間，這時追敵由進攻黔（西）、大（定）、畢（節(jié)）地區(qū)的九十個團，只剩下五十多個團了，我則兵員充實（不減于從湘鄂川黔邊出發(fā)的人數(shù)），士氣旺盛，南北盤江及牛欄江東廣大地區(qū)的政治、經濟條件都比較有利。賀、任、關為首的軍委分會，決定在這一帶展開創(chuàng)立游擊根據(jù)地的活動。這是我們在長征中第三次建立游擊根據(jù)地的戰(zhàn)略意圖。

還在我們從湘鄂川黔快出發(fā)的時候，接到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反對法西斯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指示， 又接到中央關于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和抗日救國的指示。國際和中央這些精神，我們認為切合中國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，南渡澧水后，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蔣的六言韻文布告，用六軍團政治部名義發(fā)出。這是一個好的布告，原文記不全了，但前后幾句我還記得，前面幾句是：“我們工農紅軍，志在救國救民，實行抗日反蔣，消滅賣國巨憝。”末尾兩句是：“大家起來救國，勝利終歸我們。”我們邊走邊打邊宣傳，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。六軍團到新化，號召凡屬愿意打日本的，我們都歡迎。許多群眾踴躍參軍。只七天就來了一千人。新化東六十里之錫礦山，是個有機器設備而規(guī)模不小的礦區(qū)，王震同志帶十六師去游擊，只三、四天，也有二、三百人來參軍。這是六軍團從湘贛蘇區(qū)活動以來吸收現(xiàn)代產業(yè)工人最多的一次。二軍團占領涂浦、辰溪、浦市廣大地區(qū)后，廣為宣傳，發(fā)動群眾，沒收分配豪紳地主的財物，人民對紅軍的行動及其政治性，有了較好的認識，不過十天，參軍的約二千人。這樣一路宣傳抗日愛國和打倒蔣介石的道理，對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的震動很大，敵人千方百計地要消滅我們，前堵后追，不斷空襲，我們則千方百計地保存自己，擴大自己，消滅敵人。我們在湘中活動一個短時間，就轉向西面，敵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東險峻山岳地帶，構筑封鎖線，阻我西行，我軍打破敵人多處關隘，突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。特別在黔東、石阡以西地區(qū)，突破敵二十三師守備的四十里縱深的碉堡封鎖后，甩掉了新圍攏來的敵人重兵集團，全軍經湘西、橫貫貴州，渡過干壩河，逼近貴陽，又渡鴨池河，占領黔西、大定、畢節(jié)。走了不少路，打了不少仗，隊伍卻沒有減少。為什么呢？就是一路宣傳抗日救國和紅軍紀律，做群眾工作，打土豪、分財物，得到廣大群眾擁護。敵人報刊說我們到處流竄、裹脅流亡。前一句從表面現(xiàn)象看，似乎象那樣子，但他們根本不懂得我們是有政治目的，并采取靈活的運動戰(zhàn)、游擊戰(zhàn)的軍隊。后一句話就更荒謬了。我們?yōu)楣まr和中華民族利益而英勇奮斗，人民自覺的參軍，既不用裹，更不用脅。

根據(jù)中央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指示，在石阡休整時，我們在天主教堂召開了一次黨的活動分子大會，由任弼時同志作了擴大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報告，對統(tǒng)一全體指戰(zhàn)員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所以，路上我們很注意做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工作，六軍團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。他在新化，不僅注意工農的工作，而且在學生和知識分子、婦女中的工作，都有成效。在畢節(jié)，還注意團結開明士紳。如畢節(jié)舊知識分子和高級開明士紳周素園，是滿清末年的秀才，到貴陽辦報，后來又在北洋政府當過秘書長。我們快到畢節(jié)時，國民黨專員莫雄叫他走，他說：“我沒有多少家當，不必走。”我們到后，到他家發(fā)現(xiàn)有許多馬列主義的書，翻開一看，圈圈點點。政工人員立即把這種情況告訴王震和夏曦同志，他們馬上去找他，問過他的經歷后，又問他為什么看馬列主義的書籍，他說：“我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年了，我覺得馬克思講得對，我相信馬克思主義。你們共產黨、紅軍，是講馬克思主義的，所以我用不著走……”他們又說：“你研究馬克思主義好，現(xiàn)在我們共產黨的政策要抗日反蔣，你贊不贊成？”他說：“贊成，完全贊成。”我們就請他出來當了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，他時間很短就發(fā)展到一千人槍。我們到畢節(jié)前，原來想在黔西、大定站住腳，到畢節(jié)后，請他給云南的國民黨縱隊司令孫渡寫信，因為他和龍云、孫渡等上層人物都認識，他就把共產黨和紅軍當時的政治主張告知孫，并說：“蔣介石派中央嫡系萬耀煌、樊嵩甫等進入云南貴州來打紅軍，也叫你打紅軍，紅軍是不好打的；退一步說，即使你把紅軍打掉了，也是兩敗俱傷，萬、樊挾天子以令諸侯，人多勢大，那時的云南還是你的？！假道滅虢，史有明鑒。”正是由于龍云貴當時的處境，周素園給孫渡寫信，打中了他的要害。所以孫渡就在威寧、昭通，按兵不動，形成與國民黨追擊軍造成夾擊之勢，迫我北走四川。這種態(tài)勢，就利于我們集中主力對付東面來的敵人，能在畢節(jié)停留近二十天，休整補充（我們在烏蒙山向宣威進軍時，也曾用六軍團首長名義，把這意思與龍云、孫渡寫過信，并提出同他們締造抗日停戰(zhàn)協(xié)定。雖然估計不會有什么結果，但至少可以使龍云加深對蔣介石中央軍入滇的戒心，，加深其矛盾。后來事實也證明如此）。

紅二、六軍團從烏蒙山地區(qū)分途到達宣威和盤縣。在盤縣時，接到總司令部的電報，署名是朱德總司令和當時竊據(jù)總政委的張國燾，要我們西行渡金沙江，到西康同四方面軍會合，北上抗日。這時我們對一、四方面軍會合時張國燾鬧分裂分中央的情況，一點也不知道。當時我們還想在滇黔邊站往腳。雖然查明來包圍這地區(qū)的敵人比進攻黔西、大定、畢節(jié)地區(qū)少了，但也還在五十個團以上，時間久了，敵情也可以變化，是否能站得住，是個未知數(shù)。總司令部要我們北上抗日，我們從當時整個國內形勢來看，認為北上抗日是大勢所趨，經軍分會的考慮，決定執(zhí)行總司令部的指示，與四方面軍會師，北上抗日。

我認為，當時張國燾之所以能與二方面軍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，有下列因素：第一，中央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政策及北上戰(zhàn)略方針的正確，以及一方面軍（含紅十五軍團及陜甘地區(qū)紅軍）在陜甘地區(qū)勝利的發(fā)展，對全國尤其在西北有重大的影響。第二，朱德、劉伯承、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軍長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張國燾斗爭的結果。朱德同志在同張國燾斗爭中，在政治上、組織上堅持無產階段政黨的黨內斗爭原則，啟發(fā)一些受張蒙蔽的干部的覺悟，但又不同張國燾決裂，以免張國燾狗急跳墻，避免事態(tài)更復雜化，這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。第三，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(zhàn)士日益覺悟，西康中部人少糧缺，不能容納大兵團長期留住，迫使張國燾不能不作考慮。第四，紅二、六軍團在云貴地區(qū)積極活動的形勢及所造成的影響，不能不迫使張國燾同意朱總司令的意見。但這一切，對張國燾來說，都是客觀影響，后來并沒有使張國燾回到中央正確路線上來。

我們在南北盤江搞根據(jù)地的架勢，敵人也看出來了，就布署新的圍攻。由于敵長途與我作戰(zhàn)，被我殲滅，死的、傷的、病的、逃的很多，兵員不足，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帶出來的兵員，新到這層巒疊嶂和少數(shù)民族聚居地區(qū)，敵人不如我軍之耐苦及適應地區(qū)生活（當時我軍多為湘西籍，又吸收許多貴州籍士兵），所以士氣不高，行動較緩慢。賀龍同志為首的軍分會（軍分會受雙重領導，即中央軍委和省委）就決定經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。我軍已拉開了在南北盤江站穩(wěn)腳的架勢，突然來個向西，就擺脫了強大敵人的追擊。但進到昆明北面百余里準備渡過普渡河的時候，遇到強大的滇軍的堵截，打了個惡仗，西渡未成。我們就從普渡河向南，轉向昆明附近，又擺出一付“攻其所必救”的架勢，打個圈子轉到昆明以西，繼續(xù)西進，就把堵截的滇軍主力甩到后面了。從此，雖然后有追兵但前無堵敵，行動就主動多了。由于云南敵人對我們有個錯誤的判斷，說紅軍沒有炮，打不了碉堡、城市，在我軍接近云南的時候，令各縣迅速構筑碉堡，修理城垣，把各縣重要物資運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，由各地民警團隊守備。但這些團隊訓練不良，我們分兩路前進，先頭部隊猛打猛沖，攻占祿豐，楚雄、鹽興、姚安、祥云、賓川、鶴慶、麗江等數(shù)城和無數(shù)碉堡，吃的穿的，無所不有。“因糧于敵”，士氣旺盛，雖然日行百里，而體力強壯，士氣高昂，從盤縣東進才二、三十天，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，渡過金沙江。

……回顧二方面軍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這一段的歷史，可以這樣說，是逐漸脫離第三次“左”傾路線統(tǒng)治，接受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、中央軍委正確領導的歷史。特別是遵義會議之后，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期，經歷了創(chuàng)造和堅持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(jù)地的艱苦斗爭。繼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，也完成了自己的長征，并積極進行抗日準備，實行了由國內革命戰(zhàn)爭向抗日民族革命戰(zhàn)爭的轉變。這一時期的斗爭內容是極為豐富的，我們應當重視這段用鮮血換來的經驗教訓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原載《中共黨史革命史論集》一九八二年版）